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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區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4）杜民一初字第00571號

原告：劉某，男，19××年××月××日生，漢族，無固定職業，住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區。

委托代理人：徐斌，安徽律誠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杜集區朔里鎮某某社區衛生服務站。

法定代表人：袁某，站長。

主要負責人：賀某，該服務站設立申請人、出資人。

委托代理人：任清華，安徽北方之光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譚江淮，安徽北方之光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告劉某訴被告杜集區朔里鎮某某社區衛生服務站（以下簡稱某某衛生服務站）醫療損害責任糾紛一案，原告劉某于2014年6月17日向本院起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4年7月23日公開開庭進行審理。原告劉某的委托代理人徐斌，被告某某衛生服務站委托代理人任清華、譚江淮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劉某訴稱：2013年4月11日晚9時許，劉某因頭部外傷到某某衛生服務站就診，醫生賀某檢查后稱沒有問題，休息一下就沒有事了，當時劉某妻子陪劉某在診所休息，當晚十點左右，賀某將診所大門鎖上外出打麻將。凌晨，劉某妻子發現劉某病情越來越嚴重，準備去市醫院就診時發現醫院的大門被鎖，凌晨4點左右，劉某妻子經朋友聯系賀某后才將大門打開，將劉某送往人民醫院就診，經診斷劉某為重度顱腦損傷、顱骨骨折、腦疝形成。至起訴為止，劉某已支出醫療費近30萬元。經鑒定，某某衛生服務站應當承擔20%的責任，劉某構成一個四級、一個九級、一個十級傷殘，需要部分護理依賴。某某衛生服務站在給劉某就診時嚴重不負責任，未能及時診斷出劉某的病情，還造成劉某出現嚴重問題不能及時救治，對劉某的損害后果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此，特提起訴訟，請求依法判決某某衛生服務站賠償劉某各項經濟損失共計1397342.10元的20%計款279468.42元；訴訟費由某某衛生服務站負擔。

某某衛生服務站在庭審中辯稱：一、劉某沒有證據證明其與某某衛生服務站之間存在醫療合同關系，劉某到某某衛生服務站處就診應該有繳費掛號的證據；二、某某衛生服務站對于劉某的損害不存在任何過錯，某某衛生服務站作為社區的衛生服務站，并不設置外科，因此某某衛生服務站的行為不存在任何過錯。

根據雙方當事人的訴辯主張及舉證、質證意見，本案爭議的焦點為：1、某某衛生服務站是否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及責任的大小；2、劉某要求賠償的范圍及數額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劉某為證明其主張，在舉證期限內向本院提供以下證據：

證據一、劉某身份證、戶口本復印件各一份，證明劉某的主體資格，劉某系非農戶口。

某某衛生服務站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無異議。

證據二、某某衛生服務站醫療機構許可證復印件，證明某某衛生服務站主體資格。

某某衛生服務站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無異議。

證據三、劉某委托代理人對孫杰、梁得軍、董忠海、魏彬所作的調查筆錄各一份，證明某某衛生服務站在給劉某治療過程中存在嚴重的過錯。

某某衛生服務站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孫杰與劉某存在利害關系，其證言不具備真實性，且孫杰也未出庭作證；梁得軍未出庭作證，所表述的內容和客觀實際不相符；董忠海與劉某存在利害關系，其證言的部分內容與客觀實際不相符；魏彬的證言可以證明，劉某家屬通過魏彬與賀某聯系，里面說到了鑰匙的存放地點，某某衛生服務站不存在過錯。

證據四、淮北市人民醫院病歷一份、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病歷兩份、徐州市中心醫院病歷一份、淮北礦業集團職業病防治中心病歷兩份，證明劉某的治療經過及住院天數。

某某衛生服務站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對病歷真實性無異議，但與某某衛生服務站無關聯性。

證據五、醫療費發票18張（2013年5月淮北市人民醫院的發票系復印件）、外購藥處方5張和證明1張，證明劉某醫療費的支出情況；

某某衛生服務站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2013年5月淮北市人民醫院的發票是復印件，劉某未提供證據原件，其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對其他票據真實性無異議，但與某某衛生服務站無關聯性。

證據六、鑒定費票據一張，證明劉某支出鑒定費2930元。

某某衛生服務站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無異議。

證據七、淮北市朔里鎮某某社區證明一份、被撫養人任愛俠、劉懷玉身份證復印件各一份，證明被撫養人任愛俠、劉懷玉的基本情況。

某某衛生服務站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無異議。

證據八、某某衛生服務站向法院提交的鑒定申請書復印件一份，證明原、被告雙方存在醫患關系；鑒定申請書表明當時賀某鎖門并沒有告知劉某及其妻子鑰匙的放置位置。

某某衛生服務站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這份鑒定申請書是對事情發生經過的描述，不是對劉某治療經過的陳述，劉某對這份鑒定申請的基本目的存在誤解。

某某衛生服務站為證明自己的主張，在法定舉證期限內提交如下證據：

證據一、某某衛生服務站對梁得軍調查筆錄一份，證明劉某在前往某某衛生服務站處就診前曾與其妻高柳發生肢體沖突。

劉某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該證據證明目的與本案無關。

證據二、某某衛生服務站委托代理人對魏斌的調查筆錄，證明：1、劉某之妻高柳通過魏斌給被告負責人賀某打電話詢問衛生服務站鑰匙放置地點的事實；2、劉某與賀某也是多年朋友。

劉某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屬實，高柳要是知道鑰匙的放置地點就不會通過魏斌問鑰匙的放置地點。

證據三、賀某的手機通話記錄一份，證明2013年4月11日至2013年4月12日5時前，賀某被叫電話為兩個，分別為139××××7392及137××××0890。

劉某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當時賀某把門反鎖了，發現劉某病重的時候打不開，高柳并不知道賀某的聯系方式，中間通過很多人才找到賀某的聯系方式。

證據四、劉某提交法庭的民事起訴狀一份，證明劉某前往某某衛生服務站就診時向被告值班醫生賀某僅告知其頭部外傷的事實，賀某按照劉某主訴進行治療符合醫療規范；劉某及其妻子高柳2013年4月11日10時至2013年4月12日凌晨4時左右并未聯系某某衛生服務站負責人賀某。

劉某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起訴狀不能證明某某衛生服務站符合醫療規范，某某衛生服務站既然知道自己不符合治療外傷的條件，為什么還要收治外傷的病人；劉某不是應當知道賀某的聯系方式。

證據五、某某衛生服務站的登記材料、衛生部關于衛生服務站關于全科類的批復各一份，證明某某社區服務站的治療范圍是全科和預防保健科，是排除外科和婦產科的。

劉某對該組證據質證認為：某某衛生服務站沒有外科治療的資質，卻給劉某進行治療，某某衛生服務站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應某某衛生服務站申請，本院委托安徽新萊蒂克司法鑒定中心對劉某“重度顱腦損傷、顱骨骨折、腦疝形成”原因與某某衛生服務站診療行為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行鑒定，如存在因果關系，則確定某某衛生服務站的過錯參與度。安徽新萊蒂克司法鑒定中心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皖新萊司鑒字第604號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1、由于劉某重度顱腦損傷沒有得到及時、正確的診療，顱內壓急劇增高，形成的腦疝，劉某的“重度顱腦損傷、顱骨骨折”系自身的顱腦外傷所致；2、不排除某某衛生服務站的診療過錯與劉某腦疝形成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建議其過錯參與度擬在10%-20%之間為宜；“重度顱腦損傷、顱骨骨折”系劉某自身顱腦外傷所致，與某某衛生服務站診療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2013年12月14日，安徽新萊蒂克司法鑒定中心出具一份說明函，說明鑒定意見書上委托人名稱錯誤，予以更正。

劉某對該鑒定意見書及更正函無異議。

某某衛生服務站認為鑒定意見書對基本原因沒做出明確判斷，鑒定意見不明確。

應劉某申請，本院委托南京醫科大學司法鑒定所對劉某的傷殘等級、勞動能力、護理依賴進行評定。南京醫科大學司法鑒定所于2014年5月14日作出南醫大司鑒所（2014）臨鑒字第550號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1、劉某顱腦損傷遺留三肢癱（肌力4級）構成四級傷殘，顱腦損傷遺留輕度精神障礙、日常活動能力部分受限構成九級傷殘、局部顱骨傷缺6cm以上構成十級傷殘；2、劉某屬勞動能力六級傷殘，屬大部分勞動能力喪失范圍；3、劉某幕墻狀況存在部分護理依賴。2014年5月22日，南京醫科大學司法鑒定所出具一份更正函，對鑒定結論中的“幕墻”更正為“目前”。

劉某對該鑒定意見書及更正函無異議。

某某衛生服務站認為鑒定意見書的結論中，劉某的目前情況需要部分護理，也許以后就不需要護理了，這不能作為劉某以后確定需要護理的基本依據。

劉某、某某衛生服務站所舉證據，均當庭進行了舉證、質證。根據劉某、某某衛生服務站舉證、質證意見，本院認證如下：劉某所舉證據一、二、三、四、六、七，某某衛生服務站所舉證據一、二、三、五，均具有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及與本案的關聯性，本院予以認定。劉某所舉證據五中淮北市人民醫院醫療費發票雖系復印件，但與淮北市人民醫院醫療費用清單數額相符，且未在醫保部門進行報銷，該費用系劉某實際支出的費用，本院依法予以確認；該組證據中其他證據被告均無異議，本院予以確認。劉某所舉證據八，系某某社區服務站向本院提交的材料，能夠證明相關事實，本院予以認定。具有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及與本案的關聯性，本院予以認定。某某衛生服務站所舉證據四，系劉某向本院提交的材料，能夠證明相關事實，本院予以認定。

本院委托安徽新萊蒂克司法鑒定中心所作的皖新萊司鑒字第604號鑒定意見書、南京醫科大學司法鑒定所所作的南醫大司鑒所（2014）臨鑒字第550號司法鑒定意見書，具有證據的真實性、合法性及關聯性，本院予以采信。

根據上述認定的證據及庭審中當事人的陳述，審理查明的法律事實為：2013年4月11日晚，劉某與梁得軍等四人在石臺一飯店吃飯喝酒，結束后，梁得軍等人送劉某回家，在劉某家樓下發現劉某臉上有血，劉某妻子高柳、董海忠、孫杰、梁得軍將劉某送往某某衛生服務站就診，幾人向某某衛生服務站醫生賀某陳述了病情，賀某給劉某進行了消毒處理，劉某仍不能自行活動，就由高柳陪同呆在某某衛生服務站。2013年4月12日凌晨4時左右，高柳發現劉某嘴角有血，就聯系魏斌，并發現朔里衛生服務站大門已上鎖，魏斌給賀某打電話，找到某某衛生服務站大門鑰匙，由魏斌駕車將劉某送往淮北市人民醫院搶救。淮北市人民醫院對劉某診斷為：重度顱腦損傷；左顳部急性硬膜外血腫；顱骨骨折；腦疝形成。劉某在淮北市人民醫院住院13天（2013年4月12日至4月25日），共支出醫療費65932.55元。2013年4月25日至6月18日，劉某轉入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治療54天，診斷為：顱腦損傷術后；氣管切開術后；肺部感染，共支出醫療費（含外購藥）96346.89元（90010.89元＋6336元）。2013年6月18日至8月9日，劉某在徐州市中心醫院就診58天，診斷為腦外傷術后、昏迷、氣管切開術后、肺部感染、腦高級功能障礙、雙側跟腱攣縮，共支出醫療費（含外購藥）64786.04元（58088.44元＋6697.60元）。2013年8月21日至10月3日，劉某在淮北礦業集團公司職業病防治醫院住院治療43天，診斷為腦外傷（恢復期）、右側偏癱。2013年10月7日至10月28日，劉某在徐州醫學院附屬醫院治療21天，診斷為手術后顱骨缺失，行顱骨修補術，共支出醫療費42930.82元。2013年11月11日至12月16日，劉某在淮北礦業集團公司職業病防治醫院住院治療35天，診斷為腦外傷（恢復期）、右側偏癱。2013年11月12日，劉某在淮北礦工總醫院支出高壓氧平診醫療費2400元。2014年1月4日，劉某在淮北礦工總醫院支出西藥費728元。2014年3月10日，劉某在南京軍區南京總醫院支出西藥費324.40元。以上醫療費共計273448.70元，住院天數共計221天（扣除重復天數）。2014年3月10日，劉某支付南京醫科大學鑒定費2930元。

安徽新萊蒂克司法鑒定中心接受本院委托于2013年11月13日作出皖新萊司鑒字第604號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1、由于劉某重度顱腦損傷沒有得到及時、正確的診療，顱內壓急劇增高，形成的腦疝，劉某的“重度顱腦損傷、顱骨骨折”系自身的顱腦外傷所致；2、不排除某某衛生服務站的診療過錯與劉某腦疝形成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關系，建議其過錯參與度擬在10%-20%之間為宜；“重度顱腦損傷、顱骨骨折”系劉某自身顱腦外傷所致，與某某衛生服務站診療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南京醫科大學司法鑒定所接受本院委托于2014年5月14日作出南醫大司鑒所（2014）臨鑒字第550號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1、劉某顱腦損傷遺留三肢癱（肌力4級）構成四級傷殘，顱腦損傷遺留輕度精神障礙、日常活動能力部分受限構成九級傷殘、局部顱骨傷缺6cm以上構成十級傷殘；2、劉某屬勞動能力六級傷殘，屬大部分勞動能力喪失范圍；3、劉某目前狀況存在部分護理依賴。

另查明，劉某為非農業戶口，無固定職業，其與高柳系夫妻關系，育有子女三人，均已成年。劉某父親劉懷玉1949年出生，劉某母親任愛俠1953年出生，劉懷玉、任愛俠共育有三子女，分別為劉某、劉娟、劉宏。

本院認為：醫療侵權責任是指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實施醫療行為存在過失，致使患者受到損害的，醫療機構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醫療過錯司法鑒定結論作為醫療糾紛案件的重要證據形式，其證明力的認定成為醫療糾紛案件處理的關鍵所在。本案中，安徽新萊蒂克司法鑒定中心所作出的司法鑒定意見書認為：劉某的重度顱腦損傷、顱骨骨折為外傷所致，由于劉某未能得到及時、正確的診療，顱內壓急劇增高，形成腦疝。某某衛生服務站雖然為一個基層醫療服務機構，診療條件水平和條件有限，但在患者就診時，也有義務認真詢問病史，進行相應的體格檢查，對病情做出初步診斷，或是留醫，或是轉院，履行必要的告知義務。但在劉某就診后，未進行密切觀察，未給予初步的診療建議，未履行必要的告知義務（如告知醫方的診療條件和水平，患者目前可能的病情，以及轉院的必要性等），如果某某衛生服務站認真觀察了患者病情，履行必要的告知義務，及時轉診，則患者腦疝形成的損害后果有可能不同，考慮某某衛生服務站系社區門診，實際診療水平和診療條件有限，建議其過錯參與度擬在10%-20%之間。劉某“重度顱腦損傷、顱骨骨折”系自身的顱腦外傷所致，與某某衛生服務站的診療行為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根據鑒定機構上述分析，某某衛生服務站在劉某的診療過程中存在相應不當，造成劉某重度顱腦損傷未能得到及時、正確的診療，顱內壓急劇增高，形成腦疝，加重了劉某顱腦損傷的后果，但劉某的損失由顱腦損傷、顱骨骨折、腦疝等幾部分構成，但無法區分各自的損害后果，綜合本案具體案情，本院酌定某某衛生服務站對劉某全部損失承擔10%的賠償責任。某某衛生服務站辯稱與劉某不存在診療行為，與本院查明事實不符，本院不予采納。

經核算，劉某共支出醫藥費273448.70元，有醫療費發票、外購藥處方等在卷佐證，本院予以支持。劉某構成傷殘，誤工日可計算至定殘前一日共計397天，劉某主張365天誤工日，未超出該天數，本院予以支持。劉某受傷無固定職業，誤工費參照上一年安徽省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標準計算，其誤工費為23114元。劉某的護理費參照上一年度安徽省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平均工資計算，劉某主張護理費按每日100元計算未超出上年度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平均工資，至評殘前的護理日主張365天，未超出實際天數，本院予以支持，護理費為36500元（365天×100元／天），劉某于2014年5月14日鑒定為部分護理依賴，其鑒定后的護理費為365000元（365天×100元／天×20年×50%），共計401500元。劉某共住院221天，對其營養費、住院伙食補助費、交通費均按221天計算，其營養費為4420元（221天×20元／天），住院伙食補助費為4420元（221天×20元／天），交通費為2210元（221天×10元／天）。劉某主張住宿費，但未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本院不予支持。劉某為非農業戶口，經鑒定顱腦損傷遺留三肢癱（肌力4級）構成四級傷殘，顱腦損傷遺留輕度精神障礙、日常活動能力部分受限構成九級傷殘、局部顱骨傷缺6cm以上構成十級傷殘，根據2013年安徽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標準，劉某殘疾賠償金確定為337464.40元（23114元／年×20年×73%）。根據劉某的傷殘等級，劉某主張精神撫慰金80000元過高，本院對其精神損害撫慰金酌定為40000元。劉某大部分喪失勞動能力，有兄弟姐妹3人，其父劉懷玉1949年出生，劉某母親任愛俠1953年出生，劉懷玉的被撫養人生活費為60797.33元（16285元×16年÷3人×70%），任愛俠的被撫養人生活費為75996.67元（16285元×20年÷3人×70%）。因鑒定，劉某支出鑒定費2930元，有鑒定費票據在卷佐證，本院予以支持。綜上所述，劉某的賠償項目為：醫療費273448.70元、誤工費23114元、護理費401500元、營養費4420元、伙食補助費4420元、交通費2210元、殘疾賠償金337464.40元、精神損害撫慰金40000元、被撫養人生活費136794元、鑒定費2930元，共計1226301.10元。某某衛生服務站應賠償10%，計款122630.11元。

綜上，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條、第五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八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二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杜集區朔里鎮某某社區衛生服務站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賠償原告劉某各項損失共計122630.11元；

二、駁回原告劉某的其他訴訟請求。

如果未按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案件受理費5492元，原告劉某負擔3092元，被告淮北市杜集區朔里鎮某某社區衛生服務站負擔2400元。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判決書送達之日起十五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并按對方當事人的人數提出副本，上訴于安徽省淮北市中級人民法院。

審　判　長　謝曉賓

代理審判員　陸　濤

人民陪審員　劉　艷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三日

書　記　員　孫　惠

醫療損害責任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