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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民事判決書
（2012）粵高法民一終字第31號
上訴人（原審被告、反訴原告）：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住所地：廣東省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
法定代表人：何某某，該公司董事長。
委托代理人：鄭濤，廣東誠公律師事務所律師。
委托代理人：宋某某，該公司員工。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反訴被告）：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源*紡織廠。住所地：廣東省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
負責人：劉某，該廠廠長。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反訴被告）：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住所地（注冊地址）：英屬維爾京群島（***Chambers，P.O.Box****，RoadTown，T****la，BritishVirginIsland）。
法定代表人：范某某，該公司董事。
上列二被上訴人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震興，廣東眾浩律師事務所律師。
原審第三人：*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別行政區九龍大角咀**街**號**中心**樓*室。
法定代表人：謝某某，該公司唯一董事。
上訴人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下稱*逸公司）因與被上訴人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源*紡織廠（下稱源*紡織廠）、源*投資有限公司（下稱源*公司）、原審第三人*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下稱*逸國際公司）租賃合同、侵權糾紛一案，源*紡織廠、源*公司于2007年12月29日向廣東省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原審法院）提起訴訟，原審法院于2009年7月13日作出（2008）河中法民三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逸公司不服該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以原審判決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漏列當事人為由，于2009年12月23日作出（2009）粵高法民一終字第192號民事裁定，將本案發回原審法院重審。原審法院于2010年3月16日依法另組合議庭重審本案，并追加*逸國際公司為本案第三人參加訴訟，并于2011年7月29日作出（2010）河中法民三初字第14號民事判決。*逸公司不服原審法院（2010）河中法民三初字第14號民事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受理后，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2年7月26日公開開庭對本案進行審理。上訴人*逸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鄭濤、宋某某，被上訴人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范某某和源*公司、源*紡織廠的共同委托代理人李震興到庭參加了訴訟，原審第三人*逸國際公司經合法傳喚未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當事人在原審的訴辯意見
源*紡織廠、源*公司向原審法院起訴稱：源*公司在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內擁有一塊土地使用權［證號為河國用（2005）字第012**號］，源*公司在取得該土地使用權后一直委托源*公司股東范某某和源*紡織廠進行管理、出租。后來，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逸公司前身）因辦廠需要用地，向源*公司提出租賃要求。源*公司同意進行出租，以范某某和源*紡織廠的名義將該土地使用權租賃給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使用。2002年4月1日，由于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要轉為獨資企業，于是在原租賃事實的基礎上源*公司與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重新簽訂租賃合同，約定源*公司將位于開發區內的土地使用權以每月8000元租給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期限從2002年4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合同簽訂后，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繼續使用源*公司的土地進行生產。之后，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改制為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由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繼受原租賃合同的權利義務。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于2006年更名為*逸公司。*逸公司一直拖欠租金。現租賃合同已經到期，源*公司于2004年4月起多次要求承租人搬出該廠房并將土地使用權歸還給源*公司，遭到拒絕。故提起本案訴訟，請求判決：1、*逸公司支付源*公司租金192000元和違約金（違約金按每日5‰從2004年4月1日起計至付清租金日止）；2、*逸公司支付源*公司土地使用權使用費（從2004年4月1日起至國有土地使用權返還之日止按每月8000元計算）；3、*逸公司立即拆遷出該廠房，并將土地使用權歸還給源*公司。訴訟費用由*逸公司負擔。
*逸公司在原審答辯并提起反訴稱：源*公司、源*紡織廠起訴依據是2002年4月1日租賃合同，該租賃合同并不是實際履行的合同，系為工商登記使用而簽訂。源*公司并不是2002年4月1日租賃合同標的物的權利人，事實上土地權利人是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本案實際履行的合同是2002年1月1日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與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簽訂的《關于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提供地皮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協議書》，該協議書是合作建房合同。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無償提供土地使用權給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20年后廠房歸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所有。源*公司、源*紡織廠對租金的訴求已超過訴訟時效期間，*逸公司無須支付租金。源*公司、源*紡織廠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根據，應予以駁回。因源*公司、源*紡織廠無理起訴，造成*逸公司經濟損失20000元。*逸公司因聘請律師支出費用2000元和工商查詢費443元，上述費用由源*公司、源*紡織廠共同負擔。源*公司、源*紡織廠的起訴在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范圍內造成了影響。*逸公司請求判令：1、源*公司、源*紡織廠共同賠償*逸公司損失22443元；2、源*公司、源*紡織廠向*逸公司賠禮道歉，并在廣東省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范圍內消除影響。反訴費用由源*公司、源*紡織廠負擔。
源*公司、源*紡織廠針對*逸公司的反訴答辯稱，*逸公司的反訴請求缺乏事實根據，應予以駁回。
第三人*逸集團述稱，*逸集團對爭議的房地產擁有使用權，有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2006）棗法執字第321-5號民事裁定書為證。源*公司、源*紡織廠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根據，*逸集團同意*逸公司的答辯及反訴意見。
原審查明的事實及判決結果
原審查明：源*公司于1997年在英屬維爾京群島依法成立，公司董事為范某某、司徒某某，董事長為范某某。
2001年12月13日，源*公司取得了座落在河源市源城區**河源大道南***號市對外經濟開發區的劃撥國有土地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2002年1月23日，源*公司取得了上述土地的土地使用權［證號為河國用（2002）字第000152號，工業用途，面積9757.70平方米］，但當時《國有土地使用證》上登記的權利人名稱為“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2005年7月19日，源*公司到河源市國土資源局申請辦理土地權利人名稱由“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更正為源*公司的名稱更正登記，國有土地使用權證號也由河國用（2002）字第0001**號變更為河國用（2005）字第012**號，該土地使用權證原件目前由源*公司持有。
2002年4月1日，源*公司委托源*紡織廠與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逸公司前身）簽訂租賃合同，約定：1、源*公司將位于廣東省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內的土地使用權（面積2000㎡）以每月8000元租給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期限從2002年4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2、租金在當月10日前一次性付清；3、逾期支付租金，每日5‰計算違約金；等等。合同簽訂后，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即搬進該廠房進行生產，至今未支付租金給源*公司，共欠源*公司租金192000元。2002年8月16日，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改制為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
源*公司于2004年4月起多次要求承租人支付租金，搬出廠房，歸還土地使用權遭到拒絕。2006年9月14日，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更名為*逸公司。源*紡織廠于2004年12月30日向河源市源城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后來本案被移送至原審法院審理，源*公司、源*紡織廠為共同原告進行起訴，列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逸公司為被告，*逸公司于2008年5月23日提起反訴。2009年4月29日，源*公司、源*紡織廠因發現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與*逸公司系同一法人，遂列*逸公司為本案被告，并重新變更了起訴事實、理由和訴訟請求，*逸公司則要求并進行了重新舉證和答辯。
原審法院于2009年7月13日作出（2008）河中法民三初字第3號民事判決后，*逸公司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在本院二審訴訟期間，*逸公司提供了一份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2006）棗法執字第321-5號民事裁定書，該裁定書裁定*逸集團享有涉案土地之上的建筑物使用權。在原審法院重審本案期間，源*公司于2010年5月27日書面向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提出執行異議，請求該院撤銷（2006）棗法執字第321-5號民事裁定書。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受理源*公司提出的執行異議后，認為源*公司的異議理由是否成立需以本租賃合同糾紛案的審理結果為依據，于2010年12月14日作出（2006）棗法執字第321號通知：一、中止對源*公司異議的審查；二、中止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作出的（2006）棗法執字第321-3號、（2006）棗法執字第321-4號、（2006）棗法執字第321-5號民事裁定書的執行。
原審法院認為，源*公司注冊于英屬維爾京群島，屬于外國企業法人。源*公司、源*紡織廠起訴*逸公司，請求判決*逸公司返還租賃物和支付租金及土地使用權使用費，*逸公司反訴請求判決源*公司、源*紡織廠共同賠償所受侵權損失，故本案屬于涉外土地使用權租賃合同和侵權糾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第（一）項和第二百四十一條的規定，廣東省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作為不動產所在地和侵權行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四條的規定，不動產的所有權，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律。本案的租賃物系國有土地使用權，屬于不動產性質，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河源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適用侵權行為地法律。因此，本案租賃合同和侵權糾紛的解決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
源*公司已于2001年12月13日取得了涉案土地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后取得《國有土地使用證》，涉案國有土地使用權證登記的權利人名稱由“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變為源*公司只是權利人名稱更正登記，因此，應當認定涉案國有土地使用權證明確的權利人為源*公司，*逸公司關于該土地使用權權利人是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的抗辯理由缺乏事實根據，原審法院不予采納。*逸公司提供的《關于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提供地皮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協議書》的簽訂當事人系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與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源*公司又不予認可，該協議書的真實性及其與本案的關聯性均難于認定，原審法院亦不予采納，*逸公司關于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無償提供涉案土地使用權給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的主張缺乏事實根據，原審法院不予采信。
2002年4月1日的租賃合同系出租人源*公司和承租人*逸公司（前身為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合法，應確認有效。源*公司在訴訟時效期間內主張債權，受法律保護。*逸公司未支付192000元租金，應承擔違約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履行合同義務不符合約定，給對方造成損失的，損失賠償額應當相當于因違約所造成的損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獲得的利益，但不得超過違反合同一方訂立合同時預見到或者應當預見到的因違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損失。”當事人約定每日5‰違約金條款不合理，與可預見損失不相稱。租賃方違約行為給出租方造成的實際損失只是租金逾期利息，逾期支付租金的違約金應從2004年4月1日至付清款日以192000元為基數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逾期貸款利率計算。
《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五條規定：“租賃期間屆滿，承租人應當返還租賃物。返還的租賃物應當符合按照約定或者租賃物的性質使用后的狀態。”租賃期間屆滿后，源*公司多次要求*逸公司歸還涉案土地使用權，而*逸公司在租賃期間屆滿后仍占用源*公司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已構成侵權，應支付租賃期間滿后的國有土地使用權使用費給源*公司，并將國有土地使用權返還給源*公司。源*公司主張租賃期間屆滿后的國有土地使用權使用費從2004年4月1日起至國有土地使用權返還之日止按每月8000元（每日266.67元）計算符合實際，應予以支持。源*公司、源*紡織廠起訴*逸公司，因屬于正當行使其訴訟權利，并沒有損害*逸公司的合法權益，故原審法院對*逸公司提出的反訴請求不予支持。
本案訴訟解決的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租賃合同和侵權糾紛，對于*逸公司提供的湖北省棗陽市人民法院（2006）棗法執字第321-5號民事裁定書所涉及的權利義務，與本案不屬于同一法律關系，相關當事人若有異議，可另循途徑解決。
綜上所述，源*公司的訴訟請求具有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原審法院予以支持。*逸公司的反訴請求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原審法院予以駁回。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百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原審法院于2011年7月29日作出判決如下：（一）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于該判決生效后10日內向源*投資有限公司支付租金192000元從2004年4月1日起至付清款日止以192000元為基數按中國人民銀行規定的同期逾期貸款利率計算的違約金；（二）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于該判決生效后10日內向源*投資有限公司支付土地使用權使用費（從2004年4月1日起至國有土地使用權返還之日止按每日266.67元計算）；（三）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于該判決生效后30日內將國有土地使用權［證號為河國用（2005）字第012**號］返還給源*投資有限公司；（四）駁回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要求源*投資有限公司、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源*紡織廠賠償22443元損失的反訟請求；（五）駁回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要求源*投資有限公司、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源*紡織廠賠禮道歉及在廣東省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范圍內消除影響的反訟請求。如果未按照該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九條的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本案本訴案件受理費9017元和反訴案件受理費1007元均由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負擔。
當事人的上訴及答辯意見
*逸公司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源*公司、源*紡織廠作為原告的主體不適格。本案中，源*公司、源*紡織廠提交了兩份《國有土地使用證》：第一份的000152號《國有土地使用證》，記載的權利人為“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下稱香港源*公司）；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源*公司追加為原告后又提交變更過的012**號《國有土地使用證》，該證的發證時間為2005年8月1日，權利人為“源*投資有限公司”（未注明該權利人的注冊地）。根據2002年的《關于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提供地皮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協議書》（下稱《協議書》）及同時的000152號《國有土地使用證》，土地的實際權利人為香港源*公司。新證的權利人雖然沒有“香港”兩字，但仍是在香港注冊的“源*公司”，也就是說，換證前后權利人并未發生變化，仍是香港源*公司。因此，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的英屬源*公司不具備本案原告的主體資格。另外，英屬源*公司在訴狀中稱其委托源*紡織廠簽訂了《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那么，源*紡織廠只是簽訂合同的代理人，因此也不能作為本案的適格原告。（二）本案遺漏必要當事人。如上所述，香港源*公司作為涉案土地的實際權利人，香港源*公司是《協議書》的出地方和當時《國有土地使用證》記載的權利人，本案的實體處理不可避免將涉及其合法權益，應當追加香港源*公司為本案的必要當事人。（三）英屬源*公司的出庭人員不符合法定資格，其所有訴狀的格式均不符合法定格式，一審程序嚴重錯誤。本案中，范某某作為英屬源*公司“代表人”的手續不齊全，不具備出庭資格及委托他人的資格，相應的，其所委托的“代理人”李震興也不具備出庭資格。（四）本案原告數次變更訴訟請求，原被告當事人也已發生重大變化，本案的“訴”被原告多次“改造”，與2004年底起訴時已不是同一個“訴”了，被告也不適格，應當駁回起訴。（五）涉案土地所存在的是《協議書》的關系，而非《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關系。從涉案土地的獲得、建設、使用、各方權利主張等方面的事實，對比《協議書》和《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的內容，可以明顯看出，涉案土地所存在的是《協議書》的關系，而非《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關系。（六）原審判決超出了原告的訴訟請求，且無法執行。原告訴訟請求為“……將地皮歸還給英屬源*公司”，但一審法院判決內容卻是“將國有土地使用權［證號為河國用（2005）字第012**號］返還給英屬源*公司”。訴求和所判顯然不同。一審法院代表原告變更了訴求，判決超出訴訟請求，導致判決無法執行。（七）《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是為了完善政府手續而簽訂的，并非真實意思的表示，不是實際履行的合同，合同標的物也不存在，一審據此判決錯誤。《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表面上是關于租賃廠房的約定，但是在合同未尾雙方當事人對合同用途作了明確約定：“此件為鴻某公司執照年審用”。為了辦理年檢手續，企業必須出具“消防許可證”、“環保許可證”等材料，當時合同當事人之一的鴻某紡織品廠還沒有通過消防部門的驗收而取得消防許可證，故與源*紡織廠商量簽訂了此份合同，并在合同下方詳細注明了此合同用途，以便完善政府手續，對此，簽訂該份合同時源*紡織廠的法定代表人謝鴻輝出具書面證明“……不屬于實質性的租用廠房合同，故此租賃廠房合同不屬實，純屬虛有，也沒有實際執行”；一審期間謝鴻輝到庭作證再次確認該合同不是真實執行的合同，還說明為完善工商手續，在河源對外經濟開發區內經常簽署類似合同。從該“合同”的內容也可看出這是一份虛假合同：⑴合同第一條約定“租用廠房面積壹幢（層、間），面積2000m2。”并未對具體是“幢”是“層”還是“間”作出選擇，有悖常理；⑵面積為2000平方米是個整數，而事實上涉案土地面積為9757.7平方米，建有兩棟廠房、一棟食堂等共5617.60平方米，與合同中的2000平方米也相差甚遠；合同中第二條關于租金的約定，同樣對租金的適用標準是層或間沒有選擇，每月8000元的租金及第四條的“每個月交一次”實際上從未發生過，多年來源*公司、源*紡織廠也從未向*逸公司主張；合同第三條關于租期的約定，大寫數字約定為三年，而括號內小寫數字卻約定只有兩年，如此重大的瑕疵，合同雙方均未發現和處理，顯然也不符合常理。更嚴重的是，一審判決“本院查明”中，一審法院直接將《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標題和內容的租賃物“廠房”查明為“土地使用權”。（八）即便英屬源*公司系土地權利人，其訴訟請求也沒有法律與合同依據。1、《協議書》實際為合作建房合同，該協議書簽訂時，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未設立，故以其全資股東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下稱香港鴻某公司）的名義簽署該協議，這符合常理；該協議的標題為“關于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提供地皮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協議書”，內容也明確因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逸公司原名稱）之需而簽訂，并約定由香港源*公司無償提供地皮給香港鴻某公司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此后，也由*逸公司實際履行該協議書，報建、出資、工程驗收均由*逸公司完成，根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在委托人的授權范圍內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于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于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因此，該協議書直接約束于*逸公司和香港源*公司。一審法院片面地以《協議書》的當事人為香港源*公司與香港鴻某公司，因此與本案沒有關聯性，未采納該《協議書》不當。《協議書》所涉地皮上的建筑物是由*逸公司所建，根據《協議書》的約定，*逸公司無償使用該地皮至2020年止，屆時建筑物及地皮一并歸還土地權利人香港源*公司，*逸公司沒有向土地權利人交付租金（占有使用費）及提前歸還的義務。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八十六條：“非產權人在使用他人的財產上增添附屬物，財產所有人同意增添，并就財產返還時附屬物如何處理有約定的，按約定辦理”的規定，涉案房產是由*逸公司所報建、出資、參與政府驗收，源*公司、源*紡織廠分文未出，*逸公司與土地權利人已就返還地皮時建筑物如何處理有了約定，應當按照約定由*逸公司無償使用到2020年，之后土地和房產歸土地權利人所有，英屬源*公司即便是土地權利人也無權要求*逸公司現在歸還土地。源*公司、源*紡織廠的租金訴求已過訴訟時效。英屬源*公司關于租金的訴求，全部均已超過一年的訴訟時效，不應當得到支持。關于*逸公司的反訴請求，均是基于源*公司冒名頂替，無理纏訟所產生的損失，應當予以賠償。（九）一審判決對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沒有列舉及認證，導致查明的事實嚴重失實，程序嚴重錯誤。請二審法院依法糾正。故上訴請求：1、撤銷（2010）河中法民三初字第14號民事判決書，裁定駁回源*公司、源*紡織廠的起訴；2、追加在香港注冊的“源*投資有限公司”為本案當事人；3、撤銷（2010）河中法民三初字第14號民事判決書，并依法發回重審（并提審或指定其他人民法院審理）；4、撤銷（2010）河中法民三初字第14號民事判決書，并依法改判，駁回源*公司、源*紡織廠的所有訴訟請求并支持*逸公司全部訴訟請求；5、本案一、二審訴訟費用全部由源*公司、源*紡織廠承擔。
源*公司、源*紡織廠答辯稱：（一）關于源*公司主體資格問題。1、源*公司是一個經合法登記的境外法人（登記注冊地為英屬維爾京群島），關于源*公司的主體資格，我方一審已提交關于源*公司的《公證》、《認證》手續，足以認定源*公司的主體資格。*逸公司認為源*公司是冒名頂替“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的說法沒有事實依據：首先，是否存在“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逸公司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證據證明；其次，*逸公司提交的《聯絡函》、《受托調查情況的法律意見書》中注明的“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是指在香港成立，其英文名稱是“ET*******IAINVESTMENTLIMITED”，而源*公司是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成立的，其英文名稱是“ASIAN*********STMENTLIMITED”，這完全是在不同國家成立的不同英文名稱的兩個不同的主體，是各自獨立的主體，只不過譯成中文名稱是一樣，何來冒名？（二）關于出庭人員委托手續問題。源*公司授權范某某先生為法定代表人并委托范某某和李震興為代理律師代理本案的一審、二審訴訟，這方面有源*投資有限公司在2010年8月26日出具的《董事會書面決議》、《授權委托書》、《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書》等證明文件，并且經過合法的公證、認證手續，這套委托公證手續也提交了一審法庭，在法庭上質證過。相關委托手續是公證機構、認證機構經過對材料的合法審查出具的公證手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根據規定，人民法院應當予以采信。（三）關于*逸公司是否由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變更而來的問題。該事實有工商登記資料、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深中法民四初字第259、260民事判決書、在（2003）深中法民四初字第259、260民事判決的執行案卷中也有*逸公司提供給深圳法院的書面證據等證明，該書面證據是*逸公司自已出具的而且自已承認變更改制事實的。還有“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改制成“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的《驗資報告》也注明“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以前是三來一補企業，后更改為外商獨資企業”。這與當時允許“三來一補”企業轉型時先發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再辦相關前置審批許可手續的政策有關。（四）源*公司是本案租賃物河國用（2005）第012**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合法使用權人。1、源*公司的涉外法人公證資料及河源市國土局辦給源*公司的河國用（2005）第012**號國有土地使用權證，國土證注明權屬人為源*公司，這些證據充分證明了源*公司是本案租賃土地的合法使用權人，現在該國土證執存在源*公司處。2、該國土證是源*公司在2001年向河源市對外開發區申請購買，屬于劃撥性質。開發區在《授權委托書》中也承認土地屬于源*公司的。購地收據注明的付款人是源*公司代表人范某某、源*投資有限公司。在2001年辦出的《規劃許可證》、《規劃紅線圖》清楚的注明權屬人是“源*投資有限公司”，但在2002年辦國土證時國土局由于筆誤，將國土證第1頁的權屬人一欄錯寫成了“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而該證的其他頁包括所附紅線圖都是“源*投資有限公司”，而且在國土局的檔案中的所有申請資料都是“源*投資有限公司”，一審法院也到國土局調查了登記檔案，這充分證明了國土局確實搞錯了，將“源*投資有限公司”寫成了“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源*公司發現這一筆誤后，立即向國土局提出修改，國土局經核實后，修正了這一筆誤。（五）關于河國用（2005）第012**號國有土地使用權，源*公司、源*紡織廠與*逸公司之間存在真實合法的租賃合同關系。源*公司、源*紡織廠向法院提供了兩份內容完全一致但在落款人一欄中一份只有鴻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簽名，另一份有鴻某公司蓋章的《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因為當時鴻某公司正在辦理改制，鴻某公司還未成立，就由鴻某廠的名義蓋章，后來鴻某公司成立后，將該合同文本復印加蓋了鴻某公司的印章。在一審法庭上*逸公司是確認該合同的真實性的，本案的租賃合同關系是真實的，能夠真實地反映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不存在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及社會公共利益的情形。而且合同詳細約定了租賃物位置、租金金額及支付方式及租賃期限（租金以當時已建的廠房面積進行計算），充分證明了本案的租賃合同關系。同時，在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的工商注冊資料中也清楚的注明其生產場地是租用的，并有租賃合同，這也證明了源*公司、源*紡織廠與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之間一直存在租賃關系。現在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已違約，源*公司、源*紡織廠要求將土地返還給出租人，并支付租金有充分的事實和法律根據的。其次，*逸公司在租賃期滿后經源*公司、源*紡織廠多次要求歸還土地卻不歸還已構成侵權，理應承擔支付租賃期滿后占用使用金給源*公司、源*紡織廠。（六）*逸公司認為租賃合同并非真實意思表示、不是實際履行的合同的說法是不成立的。租賃合同注明是廠房租賃，而源*公司、源*紡織廠主張的是土地使用權租賃問題。雖然存放在工商登記檔案中的合同注有“此件為鴻某公司執照年審用”，這表明合同的其中一個合同文本作辦理執照用，但不能排除合同本身應當具有的真實性與履行性。所以“此件為鴻某公司執照年審用”備注內容與合同的真實性不產生沖突，該添加的手寫內容是不能推翻該份合同的真實性與合法性的。關于源*公司與香港鴻某公司之間的《關于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提供地皮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協議書》，源*公司認為：1、該協議書不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協議內容不具有合法性與真實性。源*公司持有的該份協議原件清楚的注明有“此作為鴻某公司申領廠房報建，雙方無需履行上述協議書，另訂新的租約”的內容，這些內容都有香港鴻某公司的蓋章確認及其法定代表人陳威某的簽名，證明了該協議書是無需履行的。2、該協議書的主體是源*公司與香港鴻某公司之間簽訂的，首先該協議書的解釋權和權利義務承受者是源*公司與香港鴻某公司，與*逸公司無關。無論是*逸公司還是*逸國際公司都不是該協議書的主體，更不是該協議的權利義務承擔主體，無權對該協議進行解釋，更加不可能根據該協議書享受該協議書的權利義務。*逸國際公司對*逸公司持有的股權是通法院拍賣香港鴻某公司對鴻某公司的股權取得，其僅僅取得鴻某公司的股權，并沒有購買香港鴻某公司。因此，《關于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提供地皮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協議書》中的權利義務，*逸公司是無權解釋和享有的。關于本案租賃標的物是土地使用權還是廠房的問題。源*公司有必要說明一下事情的來歷，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某先生與原鴻某廠陳威某先生是好朋友關系，范某某在開發區辦廠后，在2001年向陳威某先生介紹，將他引進來，經協商源*公司將該土地租賃給原鴻某廠使用，鴻某廠在上面陸陸續續地建廠房，當時建的廠房面積為2000平方米左右（見報建、驗收材料），雙方約定出租的是土地，但是合同上按鴻某廠正在建造廠房的面積來計算租金。在2002年由于鴻某廠改制成獨資公司再續簽了合同，仍是按當時已建廠房的面積來計算租金。因此在合同中所提的“廠房”僅僅是以已建的廠房面積作為計算租金的依據，實際上租賃合同的標的物是土地使用權。源*公司認為，租賃合同的真實性，*逸公司是確認的，而且源*公司確確實實將土地交給*逸公司使用，不能因為合同內容約定出現一點不明確就否定合同本身的合法性與真實性。同時，源*公司認為，按照合同法規定，合同不僅以書面形式體現，還以口頭形式、實際履行的形式、默認形式體現，本案中實際履行的是土地租賃形式，法院應當按照當事人實際履行的合同標的來認定。（七）*逸公司為了達到纏訟的目的，手段無不用其極。請求二審法院依法駁回*逸公司的上訴請求。
二審查明的事實及處理意見
本院經審理查明：原審查明的事實基本清楚，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另查明：河源市工商企業信息咨詢服務中心出具的企業檔案登記資料反映，源*紡織廠成立于1998年12月16日，企業類型為集體分支機構（非法人），經濟性質為集體所有制，負責人為謝鴻輝。2006年5月19日經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企業負責人由“謝鴻輝”變更為“劉某”。2011年12月31日因逾期未年檢被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銷營業執照。1998年11月27日，河源市對外加工裝配服務公司（甲方）協同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源*紡織廠（簡稱加工廠）與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乙方）就乙方來料，加工廠加工牛仔布等業務，簽訂了一份編號為“河外加工協字（1998）第01號”的《來料加工協議書》，約定甲方負責簽訂合同、協調工繳費及原料、設備等進出口報關、結匯等手續，加工廠提供生產、辦公場地以及工人、管理人員等，乙方不作價提供約49.41萬美元的生產設備等。協議有效期為10年，從批準之日起生效。三方均加蓋公章法定代表人（負責人）簽名，乙方加蓋的是“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公章，范某某簽名，加工廠一方負責人“謝鴻輝”簽名。河源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于1998年12月11日出具“河經貿引字（98）第10號”《河源市對外加工貿易協議批準證明書》，批準上述三方簽訂的《來料加工協議書》。
證人謝鴻輝在2010年5月28日原審出庭作證稱：其是源*紡織廠第一任負責人，2004年前都是，同時也是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綜合科科長，所以所有開發區的大小事情都是其辦理的。當時按照國家來料加工的規定，凡是境外公司來加工，中方必須出一個廠長和負責人。在其任源*紡織廠負責人期間，關于源*紡織廠的廠房租金問題，其認為不是事實，因為源*紡織廠并沒有廠房，只在開發區有一塊9700多平方米的地皮，地皮是源*公司的，地皮上的廠房是鴻某紡織品廠建的。根據當時政策，規劃報建、竣工驗收還有建筑稅都是以鴻某名義申報的、驗收的。當時鴻某公司與鴻某紡織品廠的法定代表人都是劉廣某，涉及到雙方租賃合同，凡是外商企業來河源辦理，都要一份租賃合同，所以我們就作了一份表面合同，是為了到工商辦理營業執照及年檢使用的，這份租賃廠房合同是我寫的（本院注：指《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是專門為鴻某紡織品廠辦理工商年檢使用的，不是實際履行的。范某某先生介紹鴻某國際來辦的鴻某紡織品廠，屬來料加工企業，鴻某公司是在鴻某紡織品廠的基礎上成立的。其本人與范某某先生是很要好的朋友。范某某作為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參加了當天的庭審，其對證人謝鴻輝的證言并未發表任何意見。
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下稱鴻某紡織品廠）成立于2001年8月29日，企業類型為國有分支機構（非法人），經濟性質為全民所有制，負責人為劉廣某；2005年4月16日因未參加年檢被吊銷營業執照。據“河經貿引字（2001）年第009號”《河源市來料加工裝配協議批準證明書》反映，鴻某紡織品廠為河源市對外加工裝配服務公司與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基于雙方簽訂的來料加工協議而成立的來料加工企業。2002年7月26日，河源市對外加工裝配服務公司與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鴻某紡織品廠三方簽訂了一份編號為“河外加工終字（2002）第01號”的《終止來料加工協議書》，約定由于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會一致通過決定在河源市投資成立獨資企業，以利于控股管理，擬申請提前終止來料加工原協議等內容，鴻某國際在該協議書上蓋公章，劉廣某在法定代表人處簽名。
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下稱鴻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16日，企業類型為獨資經營（港資），投資外方為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下稱鴻某國際），注冊資本為655萬美元，法定代表人為劉廣某。2006年7月17日，經河源市工商局核準變更登記，法定代表人由“劉廣某”變更為“何某某”；投資者（非自然人）由“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變更為“*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逸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16日，企業類型為獨資經營（港資），投資者為*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注冊資本（投資額）為655萬美元，投資比例為100%，法定代表人為何某某。變更歷史情況：變更項目為企業名稱，核準變更登記日期為2006年9月14日，變更前企業名稱為“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變更后企業名稱為“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
再查明：根據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深中法執字第958、959-2號《民事裁定書》和《協助執行通知書》內容，歐力某（亞洲）有限公司與鴻某國際、鴻某公司融資租賃合同糾紛一案，該院作出的（2003）深中法民四初字第259、260號民事判決書已經發生法律效力。在該案執行過程中，該院依法委托深圳市榮峰拍賣行有限公司拍賣被執行人鴻某國際持有的鴻某公司100%的股權。在2006年5月31日的拍賣會上，上述股權被*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競得。故于2006年6月6日依法裁定鴻某公司100%的股權歸*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所有。該院并于2006年6月8日向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該局協助將鴻某公司100%的股權，過戶至*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名下。另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2003）深中法民四初字第259、260號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鴻某公司是鴻某國際在內地設立的外商獨資經營的獨立法人資格的企業，該企業是由鴻某國際投資的“三來一補”廠變更登記成立的。
2006年6月27日，河源市外經貿局向鴻某公司下發“河外經貿資字（2006）51號”《關于外資企業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補充章程的批復》，同意該公司變更投資方，投資方由“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變更為“*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并要求該司及時向海關、工商、稅務等部門辦理相關變更登記手續。
2004年6月21日，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鴻某國際”）清盤人“麥宗永”代表鴻某國際（在強制清盤中）致函鴻某公司、河源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局、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稱其根據香港高等法院之頒令，杜艾迪先生及其本人于2004年6月14日被委任為鴻某國際之聯席清盤人（附法院委任令副本），按鴻某國際的公司記錄，鴻某國際擁有鴻某公司100%的股權，按照香港公司法第一九七條，鴻某國際的一切財產及據法權產已于清盤令發出日起（即2003年11月19日）交由臨時清盤人全權保管或監控。及至于2004年6月14日清盤人獲委任后，該等財產已交由清盤人全權保管或監控。鴻某國際持有鴻某公司之任何股份或權益未經鴻某國際之清盤人的書面同意均不得轉讓、放棄或以任何方式處置。并正式通知鴻某公司：原鴻某國際董事劉廣某先生及陳威某先生所有董事權力已于鴻某國際清盤當日起停止，現無權處理有關鴻某國際的任何事務。并附由司法部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轉遞的中國委托公證人蘇合成對“麥宗永”為鴻某國際清盤人身份的《證明書》。據源*公司、源*紡織廠提起本案訴訟時向河源市源城區法院提交的經中國法律服務（香港）公司認證的劉廣某《死亡證》證實，劉廣某于2004年12月10日因病死于香港。
還查明：源*紡織廠在其于2012年7月20日出具的《授權委托書》中，特別對以下涉案事實要求其委托的代理人對法庭予以確認：1、案件所涉及的土地［河國用（2005）第012**號國有土地使用權］的權屬人為源*公司，為范某某代為購買取得；2、源*紡織廠受源*公司的委托于2002年4月1日就上述土地與鴻某公司簽訂了一份《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該合同以源*紡織廠的名義代理進行簽訂，但是該租賃合同的權利義務由源*公司承擔。源*公司在其2008年1月4日向原審法院提交的《民事起訴狀》中，對其于2002年4月1日委托源*紡織廠與鴻某紡織品廠（簽合同時為“三來一補”企業鴻某紡織品廠，后變更為外商獨資企業鴻某公司）簽訂一份《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的事實予以確認。
又查明：為證明涉案于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的源*公司實際為香港源*公司，*逸公司于原審期間提交了一份其委托香港唐楚彥律師事務所姚毓華律師出具的《受托調查情況的法律意見書》，載明在香港注冊的中文名叫“源*投資有限公司”的公司，是于1995年4月27日在香港注冊成立的有限公司，英文名稱為ET*******IAINVESTMENTLIMITED，注冊編號：512781，商業登記證號碼：19099375-000-04-09-A。*逸公司代理人鄭濤本人通過深圳市企業信用信息中心查詢的上述在香港注冊的“源*投資有限公司（ET*******IAINVESTMENTLIMITED）”的相關資料顯示，該公司注冊登記的兩名董事為“郝某某”和“黃某某”。
源*公司為證明其主體資格于二審提交本院的經我國駐英國大使館領事認證的相關主體資格及委托手續文書顯示，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的“源*投資有限公司”的英文名稱為“ASIAN*********STMENTLIMITED”，成立于1997年3月26日，注冊號碼為：224443，該公司的董事、股東均為“范某某”、“司徒某某”二人。范某某和李震興律師均為源*公司委托的本案訴訟代理人。
河源市規劃局源城分局于2001年12月13日頒發的“編號0423”的《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載明，用地單位：源*投資有限公司，用地項目名稱：廠房、寫字樓，用地位置：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內，用地面積：9757.7平方米。
河源市國土局測繪隊于2001年11月出具的《源*投資有限公司用地紅線圖》說明中載明，位于**大道南***號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內9757.7平方米土地的用地單位為源*投資有限公司。
又查明：根據源*公司、源*紡織廠向原審法院提交的涉及*逸公司的工商登記資料等書證，其中的《企業住所（經營場所）勘查報告表》顯示，鴻某公司登記的住所、經營場所地址為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產權歸屬為獨資，使用關系為自建，產權單位證明欄中，鴻某國際簽注“本廠房系本公司出資自建。特此證明。”并加蓋公章。主管單位對外經濟開發區于2002年8月13日簽署“情況屬實，請工商部門給予辦理”意見，并加蓋公章。另上述書證中的由建設單位鴻某紡織品廠（加蓋“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公章）于2002年3月呈報河源市公安消防局的《建筑消防設計防火審核審批表》載明工程名稱為鴻某紡織品廠廠房、倉庫、食堂消防工程申報，工程說明中載明該消防工程屬外商投資企業，其中廠房1層2128平方米、倉庫1層2560平方米、食堂2層370平方米，該地皮屬源*紡織公司，興建方屬鴻某紡織品廠。河源市公安消防局于2002年4月9日、2002年6月17日先后審核同意鴻某紡織品廠上述關于廠房、食堂、倉庫的建筑工程消防設計。
源*公司、源*紡織廠二審期間向本院提交了一份復印自河源市國土資源信息中心的《土地登記申請書》［編號：（2002）152］，載明座落于**大道南***號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內使用權面積為9757.7㎡的工業用地，使用權類型為劃撥，申請登記類型為“劃撥國有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權利人由河源市對外經濟貿易委員會變更為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葉某某”變更為“范某某”，變更說明記載內容：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范某某先生，在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興辦源*紡織廠基礎上，為擴大再生產，擬采取由市對外經濟開發區作價劃撥土地給其擴大興辦紡織廠項目。經報請市政府同意，將位于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左邊主馬路土地兩塊［證號（88）第16000201**1號；（88）第16000201**7號之一］，總面積合共為9757.7㎡，請國土部門給予辦理國土使用證有關手續。該《土地登記申請書》上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處加蓋了“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的公章，登記依據包括“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商務登記證復印件和外商范某某先生身份證復印件。二審期間，源*公司、源*紡織廠還向本院提交了6份由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出具的入賬或收據復印件，載明源*紡織廠及范某某先生先后于2002年4月26日至2002年12月25日間，以現金形式交付了劃撥地皮款共計585462元。*逸公司對上述收據的真實性未提出異議，但認為收據抬頭寫的是源*紡織廠，而該廠是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開辦的企業，故土地的權屬應屬于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本院二審期間，*逸公司當庭確認范某某是涉案土地使用權的辦證經辦人。
*逸公司向原審法院提交了由河源市建設行政管理部門于2002年3月29日頒發給建設單位鴻某公司的《建筑工程施工許可證》［源建施證（№0001372）號］、部分由鴻某公司支付的工程款發票以及由建設、質監、設計、施工單位共同確認的《工程竣工驗收證明書》（工程名稱：河源市鴻某廠房*棟，竣工日期2002年5月30日，工程質量合格），擬證明涉案廠房是鴻某公司報建、出資及建設的。
原審法院2008年12月11日的《開庭筆錄》記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某到庭）當庭稱：“廠房是01年建好，但是辦手續是02年，廠房是鴻某廠建的，當時是以土地使用權的租賃”；原審法院2009年6月17日的《開庭筆錄》記載，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某到庭）當庭稱：“我與鴻某的法定代表人是朋友，其說沒有地，我就給土地其建，后來鴻某經營不好，其法定代表人陳威某還去坐牢了，所以我方沒有追到租金。”本院二審期間，源*公司、源*紡織廠當庭確認其只是出租土地使用權，廠房是鴻某公司出資建設的。
又查明：源*公司、源*紡織廠向原審法院提交了一份由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甲方）與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乙方）于2002年1月1日簽訂的《關于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提供地皮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的復印件，約定：甲、乙雙方因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之需，經雙方友好協商，達成如下協定：一、地皮座落地點及面積：該地皮座落在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內，地皮總面積為9700㎡。二、興辦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形式：1、由甲方將座落在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內地皮一塊無償提供給乙方興辦鴻某紡織有限公司。2、乙方在甲方無償的地皮上投入資金自行興建生產廠房，當乙方使用期滿后，廠房歸甲方所有。3、廠房建成后，廠內有關機械設備及配套設施，均由乙方投資投入生產。三、地皮使用時間：該地皮使用時間為二十年（即從二OO二年一月一日至二O二O年一月一日止），到期雙方再議。以上協議一式兩份，經甲、乙雙方法定代表簽字從簽訂之日起生效。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在甲方“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處蓋章、范某某在簽約代表處簽名，鴻某國際在乙方“香港鴻某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處蓋章、劉廣某在簽約代表處簽名。源*公司、源*紡織廠提交的該《協議書》復印件下方有“此作為鴻某公司申領消防報建，雙方無需履行上述協議書，另訂新的租約。陳威某”的簽注，并加蓋了三枚鴻某國際的公章。本院二審期間，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某當庭確認加蓋的鴻某國際的公章與陳威某手寫的時間是同一天形成。范某某在接受法庭調查時還稱：該協議書是復印件，在復印件上由鴻某國際附注文字說明并加蓋公章。簽訂時間是2002年，批注文字也應該是2002年，但具體時間不太記得。鴻某公司由原來的三來一補企業鴻某紡織品廠轉為獨資企業，鴻某國際是鴻某公司唯一投資方。當時是為了辦理相關證照的需要，所以搞一份使用20年廠房的協議。其把原件撕掉，由于該協議不具有履行性，因此該份材料已經不存在原件了，現在剩下這份復印件。添加文字的時間應該在簽訂協議書后大約一個月時間左右添加的，但其記得不是很清楚了，附注的文字與鴻某印章應該是2002年添加上去的。
*逸公司也向原審法院提交了一份內容相同的《協議書》復印件，但該《協議書》下方沒有文字添注和鴻某國際加蓋的公章。*逸公司稱其持有的該《協議書》唯一原件作為鴻某公司工商登記注冊資料存放在河源市工商局，申請法院依職權予以調取并申請對源*公司提交的《協議書》下方批注的簽名“陳威某”三字及加蓋的三枚鴻某國際的公章是否在2002年9月17日之后形成的進行鑒定。理由：*逸公司前身鴻某公司是2002年8月16日注冊成立，說明該原件在此時間前已形成，按源*公司關于在簽訂協議書后大約一個月時間左右添加旁注以及蓋公章的說法，該加注及加蓋行為最遲在2002年9月16日形成。*逸公司認可源*公司提交《協議書》下方添加內容中“陳威某”簽名及加蓋的鴻某國際印章的真實性，但其申請鑒定的目的是為了證實該添注內容不是在當時形成，而是事后為了本案訴訟而形成，故所加注內容不是雙方當時真實的意思表示。
本院依*逸公司申請從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存檔的鴻某公司開業登記檔案（證照號：000896）中，調取了《協議書》原件一份，內容與*逸公司提交的《協議書》復印件一致，《協議書》下方并沒有相關文字添注內容及加蓋鴻某國際的公章。經質證，雙方當事人對本院調取的《協議書》原件的真實性沒有異議。
本院依法委托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對源*公司提交的《協議書》下方批注的簽名“陳威某”三字及加蓋的三枚鴻某國際的公章是否在2002年9月17日之后形成的進行鑒定，該鑒定所于2013年1月22日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書》，鑒定意見為：2002年1月1日《協議書》落款甲方代表下方和乙方代表處及日期下方計3枚鴻某國際公章印文均不是2002年1月1日蓋印形成，而是分別于2003年之后形成。經質證，*逸公司對《司法鑒定意見書》的真實性、合法性、關聯性沒有異議。源*公司認為《司法鑒定意見書》只是說明三枚公章是在2003年后蓋的，但沒有說明到底是何時間；由于在工商局調取的樣本作為檢材，因該檢材時間久可能會影響鑒定效果。但源*公司并未要求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源*公司同時認為鑒定備注內容的形成時間與本案沒有關聯性，該鑒定沒有法律意義。
又查明：源*公司、源*紡織廠向原審法院提交的由源*紡織廠（甲方）與鴻某公司（乙方）于2002年4月1日簽訂的《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約定：1、甲方同意將位于開發區內現有的廠房一幢（層、間）面積2000㎡出租給乙方使用；2、每月租金共為8000元人民幣；3、租期：期限為三年（從2002年4月1日起至2004年3月31日止），租期延長，另行商定；等等。源*紡織廠在甲方處蓋章，范某某在簽約代表處簽名；鴻某紡織品廠在乙方“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處蓋章，劉廣某在簽約代表處簽名。該《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下方還有“此件為鴻某公司執照年審用”的簽注文字，并覆蓋了兩枚“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的公章。本院二審期間，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某當庭稱涉案《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實際上屬于土地出租，只是當時以廠房面積計算租金。范某某還稱其當時曾向鴻某紡織品廠的劉廣某、陳威某打電話要求租金，陳威某也沒有給過（租金），2004年曾通過律師發過催討函。但本案中，源*公司、源*紡織廠至今未能提交其曾催討過涉案廠房（或土地使用權）租金的證據；*逸公司否認源*公司、源*紡織廠曾向其主張過租金的事實。
本案二審期間，本院多次組織雙方當事人進行調解，因雙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調解未果。
2013年11月13日，*逸公司向本院出具了一份《承諾函》，作出如下承諾：1、根據河源市10年來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情勢變更原則和公平原則酌定，該公司愿意從2013年4月1日起向源*公司支付適當土地使用補償金。具體為：每年支付40000元土地使用補償金，至2020年1月1日止；補償金每年支付一次，具體付款時間為：第一次支付在2014年3月底前，此后為每年3月底前及2019年年底前，未按期履行的，承擔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利息的責任。2、本案一、二審訴訟費由各方自行承擔。
本院認為，源*公司注冊于英屬維爾京群島，屬于外國企業法人。源*公司、源*紡織廠在原審起訴*逸公司，請求判決*逸公司返還租賃物和支付租金及土地使用權使用費，*逸公司反訴請求判決源*公司、源*紡織廠共同賠償所受侵權損失，故本案屬于涉外租賃合同和侵權糾紛。因本案爭議的不動產所在地和訴稱侵權行為地均在廣東省河源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和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原審法院及本院對本案均有管轄權。各方當事人沒有明確約定本案應適用的法律，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四條和第一百四十六條第一款的規定，本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地實體法進行調整。
（一）關于涉案訴訟主體問題。
1、關于原告的主體資格。*逸公司上訴稱注冊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源*公司及源*紡織廠作為本案原告的主體不適格，本案應追加香港源*公司為當事人，原審漏列了當事人，程序錯誤。經審查，提起本案訴訟的原告一方為注冊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及源*紡織廠，根據源*公司提交給本院的經我國駐英國大使館領事認證的文書顯示，在英屬維爾京群島注冊的“源*投資有限公司”的英文名稱為“ASIAN*********STMENTLIMITED”，成立于1997年3月26日，該公司的董事、股東均為“范某某”、“司徒某某”二人，該公司委托范某某和李震興律師為本案訴訟代理人。雖然源*公司及源*紡織廠在原審曾提交了一份登記權利人為“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的《國有土地使用證》［河國用（2002）字第000152號］，但河源市國土資源局已書面函復原審法院，稱上述《國有土地使用證》載明的土地在2001年12月13日辦理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時的土地權利人就是源*公司，故該局根據源*公司的申請，已于2005年7月19日將該宗土地的權利人名稱由“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變更為“源*投資有限公司”，并重新核發了新的《國有土地使用證》［河國用（2005）字第0012**號］，該變更登記屬權利人名稱更正登記。同時，根據上述涉案土地的《土地登記申請書》載明，申請人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處加蓋了“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的公章，登記依據包括“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商務登記證復印件和外商范某某先生身份證復印件。而源*公司、源*紡織廠提交的由河源市對外經濟開發區出具的劃撥地皮款入賬或收據也證實涉案土地的地皮款由范某某或源*紡織廠支付，*逸公司也確認范某某是涉案土地使用權的辦證經辦人。綜上，可以確認涉案土地的使用權為注冊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源*公司擁有。盡管*逸公司提交證據證實同時也存在“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但根據*逸公司的證據反映，該“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冊的英文名稱為“ET*******IAINVESTMENTLIMITED”，該公司注冊登記的兩名董事為“郝某某”和“黃某某”。故該“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ET*******IAINVESTMENTLIMITED”與本案“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并非同一主體。源*公司、源*紡織廠主張原“河國用（2002）字第000152號”《國有土地使用證》上登記的權屬人“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應為“源*投資有限公司ASIAN*********STMENTLIMITED”的筆誤，理據充足，本院予以確認。本案中，源*公司、源*紡織廠依據2002年4月1日由源*紡織廠與鴻某公司（鴻某紡織品廠）簽訂的《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提起本案訴訟，源*紡織廠作為合同的相對方蓋章。雖然源*紡織廠系以自己名義簽訂合同，但范某某作為源*公司的股東、法定代表人在合同簽約代表處簽名，且源*公司、源*紡織廠均確認源*紡織廠系受源*公司委托簽訂該《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九條第二款關于“當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訂立合同”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六十三條第二款關于“被代理人對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承擔民事責任”的規定，源*公司、源*紡織廠作為委托人和代理人均有權作為原告提起本案訴訟，但合同的權利義務應由委托人源*公司享有和承擔。“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ET*******IAINVESTMENTLIMITED”不是涉案合同的相對方，本案處理結果同他也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原審法院未追加“香港源*投資有限公司ET*******IAINVESTMENTLIMITED”參與本案訴訟，程序并無不當。因此，*逸公司關于注冊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源*公司及源*紡織廠作為本案原告的主體不適格，本案應追加香港源*公司為當事人，原審漏列了當事人，程序錯誤的上訴主張，理據不足，本院依法不予采納。
2、關于被告的主體資格。*逸公司上訴稱其作為獨立存在的法人企業，在2002年8月16日才登記成立，《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簽訂時其尚未成立，合同中蓋章的單位顯示“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與其沒有任何關聯，因此，其不是本案的適格被告，原審認定其是由鴻某紡織品廠改制而來的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經審查，鴻某紡織品廠為河源市對外加工裝配服務公司與外商鴻某國際基于雙方簽訂的來料加工協議而成立的來料加工企業，其注冊登記的負責人為劉廣某；鴻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16日，為鴻某國際在內地注冊成立的獨資（港資）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同為劉廣某。根據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2003）深中法民四初字第259、260號民事判決認定的事實，鴻某公司是由鴻某國際投資的“三來一補”廠變更登記成立的。*逸公司申請出庭作證的證人謝鴻輝也證實鴻某公司是在鴻某紡織品廠的基礎上成立的。因此，原審認定鴻某公司是由鴻某紡織品廠改制而來的，理據充足，本院予以確認。根據廣東省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深中法執字第958、959-2號《民事裁定書》和《協助執行通知書》載明，*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司法拍賣程序，競得被執行人鴻某國際持有的鴻某公司100%的股權，并經法院裁定，于2006年6月6日依法取得鴻某公司100%的股權。而據企業工商登記資料載明，*逸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16日，為*逸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投資的獨資經營（港資）企業，2006年9月14日，經河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準，將原“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變更為“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即*逸公司取代了鴻某公司，依法享有和承擔原鴻某公司的所有權利和義務。雖然涉案《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簽訂時鴻某公司尚未成立，加蓋的是鴻某紡織品廠的公章，但該合同系以鴻某公司名義簽訂的，簽約代表則是原鴻某國際董事同時也是鴻某紡織品廠當時的負責人、后來成立的鴻某紡織品廠的法定代表人劉廣某，其簽約行為應視為公司行為。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三條關于“發起人以設立中公司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公司成立后合同相對人請求公司承擔合同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的規定，鴻某公司既然是由鴻某紡織品廠變更成立的，根據上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一條的規定，鴻某國際作為鴻某公司的唯一股東，應視為鴻某公司的發起人，其以即將成立的鴻某公司名義對外簽訂的合同，作為合同相對人的源*紡織廠（源*公司），依法可以請求后來成立的鴻某公司承擔相應的合同責任。*逸公司作為鴻某公司權利義務的承繼者，故源*紡織廠和源*公司以*逸公司為被告提起本案訴訟并無不妥。*逸公司關于其不是本案適格被告的上訴主張，理據不足，本院不予采納。
（二）關于源*公司與*逸公司雙方實際履行的是哪一份合同的問題。
*逸公司上訴稱《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是為了完善政府手續而簽訂的，并非真實意思表示，合同標的物也不存在，不是實際履行的合同；《關于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提供地皮興辦河源市鴻某紡織有限公司協議書》（下稱《協議書》）簽訂時，鴻某公司（*逸公司）尚未成立，是以其全資股東（鴻某國際）的名義簽署該協議，并明確是為了興辦鴻某公司而簽訂，此后也由鴻某公司實際履行該協議書，報建、出資、工程驗收均由鴻某公司（*逸公司）完成，故該協議書直接約束于鴻某公司（*逸公司）和源*公司，其有權無償使用該地皮至2020年止，此前則沒有向土地權利人交付租金（占有使用費）及提前返還的義務。源*公司答辯稱本案的租賃合同關系是真實的，*逸公司已違約，應向源*公司返還土地、支付租金及租賃期滿后的土地使用費；源*公司與鴻某國際簽訂的《協議書》不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協議內容不具有合法性與真實性，無需履行，且已得到鴻某國際及其法定代表人陳威某的確認。經審查，根據前述本院查明的事實，*逸公司取代了鴻某公司，依法享有和承擔原鴻某公司的所有權利和義務。涉案位于河源市**大道南***號對外經濟開發區內9757.7平方米土地使用權人為源*公司；該土地上共建有：廠房1層2128平方米、倉庫1層2560平方米、食堂2層370平方米，上述建筑物系由鴻某國際投資，并以鴻某紡織品廠名義于2002年3月報建的，上述廠房工程竣工驗收日期為2002年5月30日。
1、關于《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的履行問題。根據源*紡織廠與鴻某公司（鴻某紡織品廠）于2002年4月1日簽訂的《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約定，源*紡織廠將面積2000平方米的廠房出租給鴻某公司使用，每月租金8000元，租期三年（從2002年4月1日起至2004年3月31日止），該合同下方還有“此件為鴻某公司執照年審用”的簽注文字，并覆蓋了兩枚“河源市鴻某紡織品廠”的公章。對此，本院作如下分析：該合同簽訂時，涉案廠房尚未竣工驗收，依法不能交付使用，不具備出租條件；涉案土地上現有廠房均由承租方鴻某紡織品廠投資建設，這有悖于常理，且其中并不存在面積為2000平方米的獨立廠房；租期約定為三年，但注明的租賃具體時間卻只有兩年。源*公司雖稱其出租的實際是土地使用權，但合同并未約定，*逸公司不予確認。源*公司對合同內容約定不明未能給予合理的解釋，也未能提供證據證實其何時交付租賃廠房、何時收取或催收過租金。相反，由其持有并據以主張權利的合同文本下方有鴻某紡織品廠注明的“此件為鴻某公司執照年審用”內容，應視為雙方對合同實際用途的合意。對此，時任源*紡織廠負責人的證人謝鴻輝關于該“《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是專門為鴻某紡織品廠辦理工商年檢使用的，不是實際履行的”的證言，也可予以佐證。因此，源*公司未能提供充足證據證實其與鴻某公司簽訂的《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已實際履行，依法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原審判決認定*逸公司未支付租金應承擔違約責任的理據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糾正。*逸公司關于《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是為了完善政府手續而簽訂的，不是實際履行的合同的上訴主張有理，本院予以采納。
2、關于《協議書》的履行問題。由源*公司與鴻某國際雙方于2002年1月1日簽訂的《協議書》約定，由源*公司無償提供位于河源市**對外開發區內面積為9700㎡的地皮給鴻某國際興辦鴻某公司，鴻某國際自行投資興建廠房，使用期滿廠房歸源*公司所有，地皮使用時間為20年（從2002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止）等。該《協議書》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其內容并不違背法律的強制性規定，《協議書》合法有效，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三）》第二條關于“發起人為設立公司以自己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公司成立后對前款規定的合同予以確認，或者已經實際享有合同權利或者履行合同義務，合同相對人請求公司承擔合同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的規定，本案中，鴻某國際作為鴻某公司的發起人，*逸公司作為鴻某公司權利義務的承繼者，*逸公司（鴻某公司）對其發起人鴻某國際為設立鴻某公司與源*公司簽訂的上述《協議書》已予以確認，故該《協議書》對*逸公司同樣具有法律約束力。上述《協議書》簽訂后，源*公司已實際交付了涉案土地，鴻某國際也及時履行了相關廠房的報建和建設義務，涉案廠房等建筑物也由鴻某公司（*逸公司）一直使用至今，雙方當事人已按照《協議書》的約定恰當履行了各自的合同義務。原審判決對該《協議書》的真實性及關聯性未予認定，也未將《協議書》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依據不當，本院依法予以糾正。本案訴訟期間，源*公司提交了一份由原鴻某國際股東陳威某在《協議書》復印件上添注文字和加蓋鴻某國際公章的證據，稱該復印件上添附的文字內容系簽約后一個月左右雙方達成的新的意思表示，擬證實雙方簽訂的《協議書》無需履行，雙方實際履行的是《關于租用廠房的合同》。*逸公司對陳威某簽名及鴻某國際印章的真實性雖無異議，但認為該單方持有的《協議書》復印件上事后添附的內容不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其作為合同相對方持有并已在工商部門備案的《協議書》原件上并無相關添附內容，該添附內容依法對其沒有約束力，并申請本院依職權調取備案的《協議書》進行核對，同時對源*公司提供的《協議書》復印件上新添附的文字和印章的形成時間進行鑒定。本院對*逸公司的申請予以允許。經核對，*逸公司一方持有的《協議書》原件上并無任何文字添附內容，也未另外加蓋鴻某國際的公章。經本院依法委托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對源*公司提交的《協議書》下方附注的簽名“陳威某”三字及加蓋的三枚鴻某國際的公章是否在2002年9月17日之后形成的進行鑒定，該鑒定所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書》結論為：《協議書》下方計3枚鴻某國際公章印文均不是2002年1月1日蓋印形成，而是分別于2003年之后形成。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是具有文、痕鑒定資質的司法鑒定機構，鑒定人也均具有鑒定資格，鑒定程序合法；源*公司雖對鑒定結論持有異議，但未能提交足以反駁的相反證據和理由，也未要求鑒定人出庭接受質詢，其申請的證人陳威某也沒有出庭作證，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十一條的規定，該《司法鑒定意見書》結論可以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依據。根據源*公司法定代表人范某某在二審法庭的陳述，陳威某在《協議書》復印件上添注的文字及加蓋鴻某國際公章是同時形成的，結合鑒定結論，可推定其自認的陳威某簽名時間也是在2003年之后。而根據香港高等法院于2003年11月19日發出的清盤令，原鴻某國際董事劉廣某及陳威某所有董事權力已于鴻某國際清盤當日起停止，無權處理有關鴻某國際的任何事務。故對陳威某在《協議書》復印件上添注的文字及加蓋鴻某國際公章的行為雖可確認發生于2003年之后，但因當事人申請鑒定事項及鑒定技術所限，未能具體確認添注的文字及加蓋的公章形成時間究竟是清盤令發出之前還是之后。但結合作為合同一方的源*公司未能提交合同原件，且相關添附的文字內容只是在單方持有的合同復印件上形成，合同相對方持有的合同原件卻并無任何文字添附內容的事實，以及作為該《協議書》約定設立的鴻某公司和后來權利義務的承繼者*逸公司，均未收到鴻某國際任何關于合同變更履行的有效文件或通知，因此，該《協議書》復印件上添注的內容對鴻某公司或*逸公司均沒有約束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六十九條第（四）項關于“無法與原件、原物核對的復印件、復制品，不能單獨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的規定，*逸公司持有的《協議書》原件的證據效力大于源*公司持有的有添加內容的《協議書》復印件，應作為認定本案事實的依據。根據《協議書》的約定，源*公司無償提供涉案面積為9700㎡的地皮給鴻某國際興辦鴻某公司，興建廠房，并使用20年，至今使用期限尚未屆滿，源*公司要求*逸公司提前返還土地使用權并支付土地使用費，缺乏合同依據，本院不予支持。原審判決認定*逸公司應向源*公司返還國有土地使用權并支付土地使用權使用費，理據不足，本院依法予以糾正。*逸公司關于其有權無償使用涉案地皮至2020年止，此前則沒有向土地權利人交付租金（占有使用費）及提前返還的義務的上訴主張有理，本院予以采納。
同時，鑒于*逸公司向本院出具的《承諾書》稱：根據河源市2010年來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情勢變更原則和公平原則酌定，其愿意從2013年4月起向源*公司支付適當土地使用補償金，并列明了具體數額及支付方式。本院認為，此承諾系當事人對自身權利的處分，符合法律規定，本院予以準許。
（三）關于源*公司、源*紡織廠的行為是否構成侵權的問題。
源*公司、源*紡織廠起訴*逸公司，屬于正當行使其訴訟權利，并沒有損害*逸公司的合法權益，*逸公司關于源*公司、源*紡織廠的行為構成侵權、應賠償其損失的上訴主張乏理，本院不予采納。原審判決駁回*逸公司的反訴請求正確，本院予以維持。
綜上所述，原審判決認定事實部分不清，適用法律錯誤，實體處理欠當，本院依法予以糾正。*逸公司部分上訴有理，有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無理部分，本院予以駁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判決如下：
一、維持廣東省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2010）河中法民三初字第14號民事判決（下稱原審判決）第四、第五項。
二、撤銷原審判決第一、第二、第三項。
三、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從2013年4月1日起每年向源*投資有限公司支付土地使用補償金40000元至2020年1月1日止（具體付款時間為：第一次支付在2014年3月底前，此后為每年3月底前及2019年年底前）。
四、駁回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的其他上訴請求。
如果未按照本判決指定的期間履行給付金錢的義務，應當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的規定，加倍支付遲延履行期間的債務利息。
本案一審本訴案件受理費9017元，由源*投資有限公司負擔；一審反訴案件受理費1007元及二審案件受理費12533.41元，由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負擔。本案鑒定費37920元，由源*投資有限公司、河源市*逸織造有限公司各負擔18960元。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 佘瓊圣
審判員 吳錫權
審判員 滕 梅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
書記員 陳愛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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